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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悼恩师前总统李登辉先生(黄国雄)

李前总统是台湾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卓越政治经营者,也是一位杰出经济学者。1972年当蒋经国上任行政院长时,李总统即被延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,负责制定重要的农业政策,这是他从学界转移到政界的里程碑。从政前,李总统任职于农复会,并兼台湾大学教职。笔者在台大农经研究所进修期间,有幸当过他的学生。除修习他的授课外,他也是我的硕士论文评鉴委员。毕业后,我继续留校当助教,并在课余担任他的长子宪文时为初三学生的家庭教师。随后我赴美进修并取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统计硕士及农经博士。我曾回台大农经系执教,那时李总统尚供职于农复会,曾拨款赞助我的研究计划。嗣后我应聘任职于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处,专责应用计量经济方法,研究有关食品需求的经济问题。缅怀恩师治学严谨及热诚栽培后辈,倍加景仰。本文旨在回顾有关他的思想与信仰的脉络,以及他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。

一、思想与信仰的脉络

李总统在1943年于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,即前往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农学部农林经济学科就读。战后他于1946年返台,转学进入台湾大学,毕业于农业经济系。他的基础教养阶段深受战前日本教育的影响。李总统在他所著的“武士道解题”一书中指出:明治维新时代,新渡户稻造所著的“武士道”对他的人生影响深远。他认为武士道精神的最重要德目:仁爱、忠义与诚信等,是日本人的精神和道德规范,也是他政治哲学的根本,及支持他政治改革的最主要精神后盾。

新渡户稻造是日本武士后裔的基督徒,专攻农业经济。他曾负责规划台湾制糖业,对台湾农业的贡献,跟建造乌山头水库及嘉南大圳的八田与一齐名。后来他出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,对日本贡献良多,曾被记念印在日本五千円纸币的头像。李总统说他选择京都大学专攻“农业经济”,主要是受到新渡户哲学理念与人格的影响。当时他认为农业改革将是中国未来的关键问题,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奉献自己,前往中国东北地区 (当年的满州国) 服务,因为那里有很多京都帝大的校友。

除此之外,李总统在高等学校时的历史老师盐见薫,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,来谈中国的历史,让他印象深刻。他说在大学时期,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“资本论”深加钻研,他想把马克思经济学应用到农业的可行性;这也是他到京都帝大选择主修农业经济的另一背景因素。李总统的抱负无非是学成后,如何解决农业的问题,让百姓众生更富足,生活更幸福。

李总统在青年时期曾研读孙文的“三民主义”,非常尊崇孙文的卓越思想,以及他积极宣扬“天下为公”的理念。他认同民生主义中“地权分配”的问题。他的家是小地主,孩提时期,看到佃农们为了能继续承租农田,年中及年底都会到自己家里来送礼。他们一意讨好,甚至苦苦哀求继续承租的情况,让他感到疑惑与不平。他认为地主继承祖先土地,却不事耕作,只坐收地租,过著富裕的生活是不对的。因此大学刚毕业时,他曾以“给予劳动者土地”的立场在各地巡回演讲。

李总统在台湾大学时相当活跃,不愿闭门苦读,而不问世事。他提议成立学生自治会,自己还担任农学院的理事长,负责指挥学生运动。他曾经与几位朋友合伙经营二手书店,他提供了逾七百册日本出版岩波文库的藏书,卖到一本也不剰,但不久这间书店就关门了。他还与这些合伙的朋友组织一个读书会叫做“新民主协会”。然而朋友中有一位是共产党员,后来这个读书会被共产党吸收成为外围组织,他随即与这个读书会断绝关系。李总统年青时富有理想、抱负与满腔热诚。但是他也因此被国民党列为长期监控的对象。

李总统于1968年自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,返国复职于农复会。隔年六月某天清晨,没有预警地被带到警备总部约谈,时间长达17个小时。之后每天一早就被叫去,到了晚上才放回来,持续约谈了一个礼拜才结束,虽未遭羁押,但情况相当恐怖。据警总表示,由于李总统年轻时热衷马克思主义,并参加读书会的记录,必须加以调查,但是为何会受到这样待遇?谁主使这次约谈?当时是一个迷。

李总统由于夫人曾文惠女士的影响,1961 年在基督教聚会所受洗成为基督徒。他说自己是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幸存者,总算平安地度过白色恐怖时代。但是历经动荡不安时期,一连串的人生转折,让他觉得人生不仅止于追求真理,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信仰。他成为基督徒后,在精神上有进一步超越的机会,以“我是不是我的我”,而是“基督在我里面”的看法为中心。身为虔诚的基督徒,他理解圣经中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有关“爱”的意涵。他认为唯有爱,才能设身处地为人民著想,不求私利去完成人民付托的使命。他从过去充满强烈自我意识的态度,转变为能时刻关爱他人。他常引用圣经中爱的训示:“凡事包容、凡事忍耐”,认为它是从事政治需要的艺术。当解决政治问题时,不能只想找出最迅速便捷的途径,在多元的社会必须考量各种因素,选择迂回务实的方法,作出最妥善的处理。

李总统深切地感受到基督教信仰的重要,当蒋经国去世那天晚上八点,作为副总统的他依宪法宣誓继任总统。他说那天晩上睡不着觉,于是起身与太太作祈祷后,翻开圣经读到诗篇第七十三篇第23至24 节:“然而我常与你同在,你搀著我的右手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,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”,这段经文给他很大的鼓励。他虽然继任总统,但却处于极端孤立的处境,既没有自已的班底与派系可以当后盾,又无法命令军队,更掌控不了情治机关。要如何推动政务及重大改革,只有依靠上帝,透过祈祷才有勇气与智慧来渡过这些难关。他深信上帝一定会与他同在,引导他克服一切的困难,实现台湾政治民主化的目标。

1995年,李总统访问母校美国康乃尔大学,在康大欧林讲座向师生发表题为“民之所欲,长在我心”的历史性演说。他指出台湾已实现“主权在民”的政治体系。他强调他的执政是倾听全国同胞的需求,而民众最关切的,就是民主与经济发展。民主必须包含对个人自由及社会公义的尊重,以及个人能够直接影响国事的参与感。经济发展不仅是为了追求财富与繁荣,还必须包括均富理念的实践。李总统在其他的论述中,他观察到台湾随著经济的发展,整个社会弥漫着功利主义与投机心理,失去互相包容与彼此尊重。于是他提倡“心灵改革”,透过教育、文化复兴等措施来彰显社会正义、重建社会伦理。

二、经济发展的贡献

李总统作为经济学者,著作等身,对于台湾农业经济的问题都有精辟的分析。他多年来处理有关农业、农民与农村问题的经验,是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。1952年,李总统首次赴美,到艾奥瓦州立大学研究农业经济,受教于后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玆(T.W. Schultz)教授。他非常赞同舒玆教授所提出:研究农业问题不能只就农业范围内谋求解决,需要重视农、工部门整体分析的概念。他在翌年得硕士学位,返回台湾担任台湾省农林厅技士及经济分析股股长。1957年,李总统开始在农复会就职,从事研究工作长达12年,期间也兼任台湾大学教职。

李总统于1965年再度赴美在康乃尔大学深造,1968年取得农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。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“农、工间资本移动问题—台湾个案研究,1895-1960”,翌年获得美国农经学会年度最佳论文奖,享誉国际农经学界。这篇论文是有关农、工部门间资本的流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。战后台湾农业在总体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农业把就业人口移至其他产业,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劳动需求,而且还要为推动工业化提供充分的食物与原料,以满足增加的人口与新兴产业的需要。经由农业部门购买力的增加,以扩展工业品的国内市场,如此累积充足的资本来帮助工业的发展。又扩充农产品出口,为工业化换取更多的资本财进口。这些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,可提供经济开发中国家的参考。

李总统从康乃尔大学学成返国后,有一天在经济学者王作荣家作客时,认识蒋经国的子弟兵王升。之后他也有机会与国民党省党部主委李焕相识。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,经由王升与李焕的推荐约见李总统,表示要听取他对农村问题的看法。当时台湾农业疲弱不振,农村人口也开始减少而发生严重的问题。李总统当天侃侃而谈,提出如何解决农业生产不足、农村人口大量外移、农地过于便宜等农民所面临极大的困境,让蒋经国印象深刻。

李总统在1970年受邀参加国民党的第十届四中全会,他就“加速农村建设”议题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向,得到蒋经国十分的赞赏。蒋经国跟李总统面谈,有意借重他的专长,并且劝他加入国民党。李总统终于了解,年前最后一次被警备总部的约谈,临去之际,审讯官说:“敢用你这样的人,大概也只有蒋经国吧!”是因为蒋经国考虑要用他所采取的洗清程序,所以警备总部开始调查“李登辉的过去”,并且查证他的“思想倾向”是否有问题。李总统在1971年正式成为国民党党员,展开他置身于体制内来改革台湾的这条路。关于入党事,正如他在“余生”一书,第43页所说:“心情是五味杂陈。不喜欢国民党,对政治毫无野心。对于经过白色恐怖时代的我来说,这样的判断或许是我潜意识里认为: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。”

1972年,蒋经国接任行政院长,李总统(时年49岁)以政务委员入阁,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阁员,负责处理农业问题。他说能获得蒋经国重用可能因为他的“日本特质”:对工作有责任感,诚实做事,不说谎。而且不必担心他会躁进对政策的实施。蒋经国对李总统评价甚佳,据最近解密的蒋经国日记中有记载:“李登辉有工作热情,又有新的科学观念,是可以培植的人才。”

李总统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六年期间,以农经专长致力于农业政策的拟定。他的基本的政策理念和作法就是以保障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,同时确保工业化的顺利发展。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台塑公司游说行政院修订法律,企图在某县以每甲四万元的价钱,购买四千甲土地。当时政府内部只有他一个人,反对放宽农地买卖的修订法案。倘若该法案修改成功,他相信台塑和其他企业跟进,很有可能将购买十万甲以上的农地,迫使五十万农民离开农业。以当时的财政、经济和社会状况,无法救济或吸收释放出来的农业人口。而且任凭农地自由买卖,将沦为投机变更为工业和住宅用地,导致地价暴涨,失业人口增加及恶化社会问题。他说服蒋经国维持农地购买的原本法案。

在协助蒋经国推动农业改革的这段过程,李总统提出了不少重要措施,后来经过行政院核定实施。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在他入阁的隔年即废除“肥料换谷”政策。当时肥料换谷制度已运作25年,政府独占了农地所需的肥料生产,农民被迫以谷物交换。而交换的比例又对农民不利,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任由政府压榨的原始市场模式。其他农业改革,例如他主张废除田赋复征教育捐,放宽农业贷款条件,改革农产运销成立农业生产专业区,创建农业工业区等策施,对加速农村建设帮助甚多。

1981年,蒋经国指定李总统出任台湾省省主席。在省主席任内,他提倡“八万农业大军”来复兴农业。他规划从八十九万农户中,培养八万户的“核心农家”,将其子弟送往农业专科学校,学习最新的农业技术以提高生产力。放宽农地使用,让他们筹组农业公司,以便进行大现模的企业经营。又他在省主席期间,引进区域发展观念,促进农业改革及城乡的平衡发展。同时运用他的农业专业知识,推行稻田转作,改进农产品运销。这些政策对台湾农业长期发展颇有建树。

对于一般经济,李总统也有前赡性的看法。台湾解严后,传统产业如成衣、制鞋、家电、玩具等转移到中国,接著是外移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,致使“中国制造”在全球市场取代了“台湾制造”。面对中共的敌意,台湾处理两岸经济的往来,采取“戒急用忍”的政策是有必要的。李总统主张开创台湾经济永续发展的新时代。不要把产业重心转移到中国,而是确立以台湾为重心,扩大向全球开放,引进全球资源、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。然后进一步发挥台湾产业创新能力的竞争优势,提升台湾的经济、科技、文化、教育、社会、环境与国民生活品质的新战略。

三、结语

李前总统的职场出身于台湾农林厅及农复会,长年在台湾大学等学府兼任教职,是典型的学者与行政技术官僚,对台湾农业发展有杰出的贡献。李总统自从1972年被蒋经国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以来,1978年就任台北市长,1981年转任台湾省省主席,1984年当选第七任副总统,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,他继任总统及国民党主席。他说自己没有政治野心,在历史因缘际会下,走上从政之路,进而担任国家的元首,这是历史的偶然。

任职总统的十二年期间,他秉持日本武士道的精神与基督教的信仰,成功地带领台湾住民经历了一连串民主化改革过程:终止戡乱时期,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,国会全面改选,总统直接民选,及政党轮替时的政权和平转移。他破除万难而不流一滴血地让台湾政治体制,从军事独裁转变成为民主体制。结果威权体制瓦解,社会经济也日趋自由化、多元化,这是台湾首次民主改革的成果,即所谓“宁静革命”,堪称是他毕生最大的荣耀,也因身为推动者而获得“台湾民主之父”的美誉。这就是他对台湾人民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。今后我们应该继承他的意志,继续努力捍卫台湾人民享有自由与民主的幸福,以告慰他在天之灵。(作者为美国农业部退休资深经济研究员、南加Laguna Woods 台侨)0814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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